明朝时期的南倭北虏分别指的是什么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南倭北虏事件详解

发布时间：2021-01-06 12:42:02 阅读：次来源：MP4厂家

明朝时期的“南倭北虏”分别指的是什么？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南倭北虏”事件详解

南倭北虏又称北虏南倭，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蒙古骑兵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

嘉靖年间，明王朝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北方的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势力强大。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求通贡市，世宗不许，屡请屡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侵大同，后退兵开市。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部边境蓟辽地区滋扰不断。

在东南沿海边境，日本封建割据造成大批武士流亡，与海商和中国境内反海禁的私贩集团结合成武装力量，侵扰浙江、福建一带，即称“倭寇”，屡禁不止。二者造成的嘉靖年间的边疆危机，合称“南倭北虏”。

隆庆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明朝通过开放海禁、“俺答封贡”使一直困绕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背景

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明代外来的威胁，在北方主要来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在东南沿海主要来自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重建了以长城为主干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后来又建起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相结合的海防设施体系，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众出海贸易，主要是与日本的贸易，导致走私活动猖獗。从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神宗万历十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甚至窜至南京，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葡萄牙据中国澳门不走。地主阶级内部一小部分有识之士，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山发，主张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与俺答言和井注意防边。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效果。这一时期，在诸般矛盾中，显然以民族矛盾最为突出严重，也是处理得最好的。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正在形成。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虏”是个老对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对的一个新对手，没有现成经验供借鉴，往往采取极端的“海禁”政策加以处理。

明成祖晚年，在郑和下西洋后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予日本进行贸易。但后来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

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成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谜团。其中深层原因是朝廷错定了打击目标，这些海上武装集团，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实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动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装团体，朝廷当做外国入侵来打击，战事越弄越乱。

明廷以此中断一切对外贸易，中日贸易从业者生计大受打击，遂成海盗。倭寇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当是中国人汪直。

明代倭乱，在嘉靖年间汪直集团兴盛时达到极点。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尽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当时势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视海防设置，未能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渐起。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汪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至六月始去。”又载：“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 ”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汉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倭寇”不过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上集团图贸易之利的行为罢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准下海”的祖宗之法，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导致“南倭”的发生，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努力，倭寇问题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决。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北虏

元朝残馀力量北逃后，是为北元，北元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鞑靼衰退，瓦剌遂成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此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蒙古人逐渐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鞑靼、互剌诸部及兀良哈三卫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入寇中国，是为土木堡之变。蒙古在此后百年的内斗，鞑靼重夺主宰地位，鞑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脱颖而出，于明嘉靖年间独立建国，进而威胁中原。

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人骁勇善战的骑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市，明世宗屡次拒绝。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隆庆元年)，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乐亭、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向在福建，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戚继光于1568年(隆庆二年)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俺答为救孙儿把汉那吉，与明朝开始和谈，次年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史称俺答封贡。北虏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封贡换来北疆过百年和平，直到满清崛起时，九边烽烟再现。

影响

在大明王朝南边沿海的倭寇不断地走私、烧杀抢掠、扩大贸易，不断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并与中国流民、窝主及汉奸勾结，由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后来疯狂地烧杀抢劫;倭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制了舰船、武器，总结研究出特有的战术，日本政府由当初的暗中支持，到后来明目张胆地纵容支持倭寇的行径，最后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悍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打开明朝东南门户;明朝政治腐败、戎政大坏，让倭寇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给中国人留下了血的教训;在关键的时刻，正义战胜了邪恶，团结的爱国志士战胜了贪污腐败、卖国求荣者，为抗倭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倭寇虽然最终在戚继光等一批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被消灭，但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0年之久的侵扰史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更留给了世代中国人民血的教训。

而由于明初的蒙古胡虏问题没有解决，使明朝陷于南北两面作战的窘境，蒙古作为一个地方的割据政权，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威胁中央朱明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断侵蚀骚扰长城防线，使明朝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国防和外交资源。可以说，蒙古人自从被朱元璋逐回草原那一天起，无时不想着“光复中原”，对于明朝的统一政策，必然是拼死反抗，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明朝开通马市互惠蒙古人，其实也是养虎为患。随着满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战略上挤压明朝的空间，互通声势，曾经强大的明朝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一直到灭亡